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，在后辈的写作者眼里，可以是一只血脚印，也可以是一颗露珠。
我十七岁前的行迹，就在连绵的大兴安岭山脉。山脉像长长的看不见的线，日月之光是闪亮的针，把我结结实实缝在它的怀抱中。初春的风认识我，我总是小镇那个早早摘掉围脖和手套的女孩，所以我的手总是比别的孩子要皴。夏日的溪流认得我，我常去那洗衣裳刷鞋子，将它们晾晒在溪畔草丛，交由太阳这个大功率烘干机，奔向树林采摘野果。可恶的树枝总是挂破我的衣裳，所以我身上的补丁也比别的女孩多。秋天时凝结在水洼上的薄冰认得我，它们莹白的肌肤上有着妖娆的纹路，被晨曦映照得像一面镶嵌着花枝的铜镜，我爱穿着水靴，把它们一个个踩烂，听着冰的碎裂声，感觉自己在用脚放爆竹，十分畅快，完全不理会冰的疼痛。冬天生产队的牛马认得我，那时上学除了交学费，还得交粪肥，只要发现公家的牛马出来拉脚，我就提着粪筐尾随着。可有时你跟了半里地，它们一个粪球都不赏，我便赌气地团了雪球打牛马，这时总会遭到车老板的叱骂。所以开学之前，因为粪肥不够秤，我和邻居小伙伴曾去牲口棚偷过马粪。
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世界就是这样，在大自然的围场里，我是它的一个小小生物，与牛马猪羊、树木花鸟一样，感受这世界的风霜雨雪。无边无际的森林，炊烟袅袅的村落，繁花似锦的原野，纵横交织的溪流，是城市孩子在电影或画册中看到的情景，可它们却是我的日常生活图卷。
我对哈尔滨最早的认知，是从父亲的回忆中。童年的我懵懂无知，曾闹出不少笑话。比如看完京剧《沙家浜》，我认定有的地方的人是唱着说话的。比如父亲提到城市的公园时，我自作聪明地以为，这是男人才能进的园子。因为我们小镇的男人谈及女人生孩子，不说生男生女，而说生公生母，很自然地把人归于动物的行列。父亲童年不幸，我奶奶去世早，爷爷便把父亲从帽儿山，送到哈尔滨的四弟家，而他四弟是在兆麟公园看门的，多子多女，生活拮据。父亲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寄宿，他常在酒醉时讲他去食堂买饭，不止一次遭遇因家长没有给他续上伙食费，而被停伙的情景。贫穷和饥饿的滋味，被父亲过早地尝到了。父亲说他功课不错，小提琴拉得也好，但因家里没钱供他继续求学，中学毕业后，他没跟任何人商量，独自报名来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。爷爷的四弟得知这个消息时，父亲已在火车站了。父亲这一去，直到1986年因病辞世，近三十年没回过哈尔滨。而他留给我的哈尔滨故事，多半浸透着眼泪。
父亲去世后，1990年我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，调转到哈尔滨工作。每次去兆麟公园，我都会忧伤满怀，想着这曾是父亲留下足迹的地方啊，谁能让他的脚印复活呢。
初来哈尔滨，我的写作与这座城市少有关联，虽是它的居民，但更像个过客，还是倾情写我心心念念的故乡。直到上世纪末我打造《伪满洲国》，哈尔滨作为这个历史舞台的主场景之一，我无法回避，所以开始读城史，在作品中尝试建构它。但它始终没有以强悍的主体风貌，在我作品中独立呈现过。十年过去了，二十年过去了，我在哈尔滨生活日久，了解愈深，自然而然将笔伸向这座城，于是有了《黄鸡白酒》《起舞》《白雪乌鸦》《晚安玫瑰》等作品。
熟悉我的读者朋友知道，我的长篇小说节奏，通常是四到五年一部。其实写完《群山之巅》，这部关于哈尔滨的长篇，就列入我的创作计划中。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度，还是在情感浓度上，我与哈尔滨已难解难分，很想对它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。完成《候鸟的勇敢》《炖马靴》等中短篇小说后，2019年4月，我开始了《烟火漫卷》的写作。上部与下部的标题，也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——《谁来署名的早晨》与《谁来落幕的夜晚》。写完上部第二章，我随中国作协代表团访欧，虽然旅途中没有续写，但笔下的人物和故事，一路跟着我漂洋过海，始终在脑海沉浮升腾，历经了另一番风雨的考验。
我们首站去的是我2000年到访过的挪威，因为卑尔根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，当年归国后我还写了个短篇《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》。而此次到卑尔根，最令我吃惊的是，这座城市少有变化，几乎每个标志性建筑物和街道，还都是我记忆中的模样，甚至是城中心广场的拼花地砖，一如从前。而在中国，如果你相隔近二十年再去一座城市，熟悉感会荡然无存，它既说明了中国的飞速发展，也说明我们缺乏城市灵魂。而有老灵魂的城市，一砖一瓦、一木一石都是有情的。在卑尔根海岸，我眼前浮现的是“榆樱院”的影子，这座小说中的院落，在现实的哈尔滨道外区不止一处，它们是中华巴洛克风格的老建筑，历经百年，其貌苍苍，深藏在现代高楼下，看上去破败不堪，但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，都有故事。它们不像中央大街黄金地段的各式老建筑，被政府全力保护和利用起来。这种半土半洋的建筑，身处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发生地，与这个区的新闻电影院一样，是引车卖浆者的乐园，夜夜上演地方戏，演绎着平民的悲喜剧。从这些遗留的历史建筑上，能看到它固守传统，又不甘于落伍的鲜明痕迹。这种艺术的挣扎，是城市的挣扎，也是生之挣扎吧。
从卑尔根我看到了“榆樱院”这类建筑褶皱深处的光华，到了塞尔维亚，我则仿佛相遇了《烟火漫卷》中那些伤痛的人——伤痛又何时分过语言和肤色呢！在塞尔维亚的几日少见晴天，与塞尔维亚作家的两场交流活动，也就在阴雨中进行。其中几位前南老作家，令我肃然起敬。他们朴素得像农夫，好像每个人都刚参加完葬礼，脸上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哀伤。对，是哀伤不是忧伤。忧伤是黎明前的短暂黑暗，哀伤则是夕阳西下后漫长的黑暗。他们对文学的虔敬，对民族命运的忧虑，使得他们的发言惜字如金，但说出的每句话，又都带着可贵的文学温度，那是血泪。这是我参加的各类国际文学论坛中，唯一没有谁用调侃和玩世不恭语气说话、唯一没有笑声发出的座谈。窗里的座谈氛围与窗外的冷雨，形成一体。苦难和尊严，是文学的富矿和好品质，一点不假，安德里奇的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诞生在这片土地，不足为奇。塞尔维亚作家脑海中抹不去对战争废墟的记忆，而我们也抹不掉对这片土地一堆废墟的记忆。尽管穿城而过的多瑙河在雾雨中，不言不语地向前，但伤痛的记忆依然回流，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。
5月初归国后，回到书桌前的我，总觉在阴雨中，虽说外面春花烂漫。作家在心灵世界应该置身的，就是这样的天气吧。我一边写长篇，一边忙公务。因为筹建黑龙江文学馆，馆陈内容由我牵头负责，所以几乎每周都要主持一次会议，和各门类专家梳理从古至今的黑龙江文学史。半年时间，召开了近二十场会，展陈大纲数易其稿。但无论多累，回到家里，我不忘垦殖这块长篇园地，它带给我创作的愉悦和心灵的安宁。
写累了，我会停顿一两天，乘公交车或是地铁，在城区之间穿行。我起大早去观察医院门诊挂号处排队的人们，到凌晨的哈达果蔬批发市场去看交易情况，去夜市吃小吃，到花市看花，去旧货市场了解哪些老器物受欢迎，到天主堂看教徒怎样做礼拜。当然，我还去新闻电影院看二人转，到老会堂音乐厅欣赏演出，品味道外风味小吃。凡是我作品涉及的地方，哪怕只是一笔带过，都要去触摸一下它的门，或是感受一下它的声音或气息。最触动我的，是在医大二院地铁站看到的情景。从那里上来的乘客，多是看病的或是看护病患者的，他们有的提着装有医学影像片子的白色塑料袋，有的拎着饭盒，大都面色灰黄，无精打采。有的上了地铁找到座位，立刻就歪头打盹。在一个与病相关的站点，感觉是站在命运的交叉口，多少生命就此被病魔吞噬，又有多少生命经过救治重获新生。这个站点的每一盏灯，都像神灯。能够照耀病患者的灯，必是慈悲的。
长篇写到三分之二处，我遭遇到一个网上恶帖的攻击，选择报案后，虽然心情受到影响，但并未因此停笔。文学确实是晦暗时刻的闪电，有一股穿透阴霾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我和同事又马不停蹄地筹备作协换届。但无论多忙，我每天都要把长篇打开，即便一字不写，也要感受一下它的气息。
2019年岁末，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。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，是午后三点多。抬眼望向窗外，天色灰蒙蒙的。我穿上羽绒服，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。春夏秋季时，来这里跑步和散步的人很多。那时只要天气好，我会在黄昏时去塑胶跑道，慢跑两千米。但冬季以后，天寒地冻，滩地风大，我只得在小区院子散步了。12月的哈尔滨，太阳落得很早。何况天阴着，落日是没得看了。公园不见行人，一派荒凉。候鸟迁徙了，但留鸟仍在，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。它们小小个头，却不惧风吹雪打，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。
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，全长近四公里。最初铺设完工后，短短两三年时间，跑道多处破损，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。因为塑胶材料有刺鼻的气味，所以施工那段日子，来此散步的人锐减。为了防止人们踏入未干透的跑道，施工方用马扎铁和绳子将跑道区域拦起来。可是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我去散步时，在塑胶跑道上发现一只死去的燕子。燕子的嗅觉难道与人类不一样，把刺鼻的气味当成了芳香剂？它落入塑胶泥潭，翅膀摊开，还是飞翔的姿态，好像要在大地给自己做个美丽标本。而与它相距不远，则是一只凝然不动的大老鼠——没想到滩地的老鼠如此肥硕。这家伙看来不甘心死去，剧烈挣扎过，将身下那块塑胶，搅起大大的旋涡，像是用毛笔画出的一个逗号，虽说它的结局是句号。而我一路走过，还看见跑道上落着烟头、塑料袋、一次性口罩、糖纸、房屋小广告等，当然更多是树叶。本不是落叶时节，但那两日风大，绿的叶子被风劫走，命差的就落在塑胶跑道上，彻底毁了容颜。
无论死去的是燕子还是老鼠，无论它们是天上的精灵还是地上的窃贼，我为每个无辜逝去的生灵痛惜。
我们在保护人不踏入跑道时，没有想到保护大自然中与我们同生共息的生灵，这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悲哀。
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，我迎着冷风走到记忆中燕子和老鼠葬身之地时，哪还看得到一点疤痕？它早以全新的面貌，更韧性的肌理，承载着人们的脚步。去冬雪大，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，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。完成一部长篇，多想在冷风中看到一轮金红的落日啊，可天空把它的果实早早收走了，留给我的是阴郁的云。
2020新年之后，开过作协换届会，极度疲惫的我立刻重感冒了，坚持着再开完省政协会，是年关了，我一路咳嗽着奔回故乡。每年腊月尽头，我都要去白雪笼罩的山上给父亲上坟，和他说说心里话。那天我一边给他洒酒和烧纸，一边告诉他我完成了一部关于哈尔滨的长篇小说，还告诉他去年是我过得最累的一年，但我挺过来了。父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，但我有了委屈，还是会说给他听。我总想另一世的父亲，一定还在疼着他的女儿。
还记得去年11月中旬，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，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会议，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。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，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。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，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。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，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，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，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。但车速太快，烟火很快被甩在身后，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。这不期而至的烟花，催下了我心底的泪水。而在列车上流泪，这是第二次。第一次是2002年初春，爱人车祸罹难，我从哈尔滨乘夜行列车北上奔丧，眼泪流了一路。而这一次，却仿佛不是因为悲伤和绝望，而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，看到了仿佛地层深处喷涌而出的如花绚丽。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，摄人心魄。所以回到哈尔滨后，我给小说中的一个历经创痛的主人公，放了这样一场烟火。
我的长篇通常修改两遍，年后从故乡回到哈尔滨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，哈尔滨与大多数省会城市一样，采取了限制出行措施。我与同事一边和《黑龙江日报》共同策划组织“抗疫”专号文章，一边修改长篇。每日黄昏，站在阳台暖融融的微光中，望着空荡荡的街市，有一种活在虚构中的感觉。与此同时，大量读书，网上观影。波拉尼奥的《2666》是这期间我读到的最复杂的一部书，小说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是现代社会“病毒”的潜在携带者，充满了不安、焦虑与恐惧，波拉尼奥对人性的书写深入骨髓。我唯一不喜欢的地方，是他把罪恶的爆发点集中在墨西哥，就像中国古典小说写到情爱悲剧，往往离不开“后花园”一样。如果人类存在着犯罪的渊薮，那它一定是从心灵世界开始的。
2月改过一稿，放了一个月，4月再改二稿，这部长篇如今要离开我，走向读者了。在小说家的世界中，总是发生着一场又一场的告别，那是与笔下人物无声的告别。在告别之际，我要衷心感谢《烟火漫卷》中的每个人物，每个生灵，是他们伴我度过又一个严冬。
我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十年，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学书写，现当代都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家，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参与者。任何一块地理概念的区域，无论它是城市还是乡村，都是所有文学写作者的共同资源。这点作家不能像某些低等动物那样，以野蛮的撒尿方式圈占文学领地，因为没有任何一块文学领地是私人的。无论是黑龙江还是哈尔滨，它的文学与它的经济一样，是所有乐于来此书写和开拓的人们的共同财富。
我对小说中写到的经营“爱心护送”车的人，做过艰难采访，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拒绝的。当然也有我在现实中寻不到影子，但在我对这座城市历史的回溯中，追踪到的人物。像犹太人谢普莲娜，俄裔工程师伊格纳维奇，日本战俘，民间画师等等，他们是百年前这片土地的青春面孔，如今他们的后辈，无论犹太后裔、战争遗孤还是退休狱警，与小镇弃尸者、孤独的老人、伤痛的少年、怀揣梦想的异乡人甚至城郊的赶马人等等，在哈尔滨共同迎来早晨、送别夜晚。当我告别这些人物时，感觉他们似乎还有没说完的话。还有作品中葬身塑胶泥潭的雀鹰，当我给这部书画上句号时，又看见了它那仿佛沾着鲜血的羽翼，什么样的天空和大地，才能让它获得诗意的栖居呢？这让我想起四年前到群力新居的次日，是新年的早晨，我走向北阳台时，迎接我的除了新年的阳光，还有一只站在窗外的鹰！这森林草原的动物为何出现在城市？它是迷路了、受伤了还是因为饥饿？它有话要说与一个孤独的房屋主人吗？我有无穷的疑问。当我反身取相机，想拍下它的那刻，机警孤傲的它张开翅膀，朝着天空飞去。一个浪迹天涯的精灵，一定有着一肚子的故事。这只鹰和我在塑胶跑道遇见的死去的燕子，合二为一，成了小说中雀鹰的化身。
小说总要结束，但现实从未有尾声。哈尔滨这座自开埠起就体现出鲜明包容性的城市，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城外人，他们的碰撞与融合，他们在彼此寻找中所呈现的生命经纬，是文学的织锦，会吸引我与他们再续缘分。
我偏爱格里格、肖邦、斯美塔那、西贝柳斯这些民族乐派的大师，在他们的音乐里，你能听到他们身后祖国的山河之音，看到挪威的山峦，波兰的大地，捷克的河流，芬兰的天空。音乐家和作家在呈现大千世界时，也许只是山峦里山妖的一声歌唱，大地上人民的一声叹息，天空中归鸟的一声呢喃，以及河流的一声呜咽。但这每一个细小之音汇聚成流时，声势就大了。这样的民族之音，欢乐中沉浸着悲伤，光荣里有苦难的泪痕。而悲伤和苦难之上，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。就像我们此时身处的世界，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中，如此动荡如此寂静，但大地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，敞开温暖宽厚的怀抱，给我们劳作的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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